郑先生最后那句话——“每一个人的钱都是辛苦钱”——让我一个中午都没有睡好。
    这句话对吗？
    我眼前突然浮现一幕，我与陈总曾经的对话。
    有一次，陈总跟我感叹，他跟街头炒粉的是一回事。
    我问：“为什么呢？”
    他说：“炒粉的清早就要起来，很晚才能收摊。我也如此啊，每天清早就来，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。哪个决策失误，少则几十万，多至几百几千万打了水漂。
    炒粉的最多是这一天少赚点，不会去讨米。干我们之一行，决策失误，有些人最后真的当了乞丐。”
    是啊，克鲁兹家族可以一掷千金，但不可否认，他们的钱也很辛苦——辛苦不仅是指体力，还指脑力。
    我必须改变对罗生那种人的同情。罗生是因为懒，如果他愿意辛苦，就不会住茅房。
    克鲁克要求有一个明显的预期，他的说法并没有错。
    我从床上爬下来，边想边写下我的一个三个标准。
    然后，改了又改，把那些似是而非的定语全划掉。再拨通郑先生的电话，了解克鲁兹以前的身体情况。
    思考良久，才写下了三条具体标准：
    初愈：可以下床活动。
    巩固：可以生活自理。
    恢复：可以回大学任教授，出国，达到中毒之前的身体状态。
    我把这几条写完，觉得真的有些累了。
    上床睡觉！
    ……
    下午三点，郑先生来到房间。和我交流了一会儿。然后提醒我，记得带上护照和身份证。
    我们走出宾馆，坐上来接我们的小车。
    到了克鲁克家，我仍然像上午一样，扎针，拔火罐，给克鲁兹服中药。服完中药，我没再给克鲁兹按睡眠穴。
    而是向克鲁克表达了如下意思：
    派人记录克鲁兹的睡眠变化情况。我好对比药物起到的功效。克鲁克对站在一旁的菲尔叮嘱了一遍。
    回到大厅，我把治疗的三个步骤，达到的目的，需要的金额跟郑先生说了。他向克鲁克作了翻译。
    克鲁克说了一句话，郑先生翻译过来就是：“二十分钟后回答我。”
    克鲁克家族成员起身，一齐走向另外一间房子。
    郑先生对我说：“我也跟他们提了要求，如果同意方案，他们必须另外寻找一个翻译。因为我不可能长期呆在这儿。”
    我点了点头，理解郑先生的决定。他作为一个商人，同时作为一个会长，社会活动家，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。
    郑先生继续道：“当然，我也提出来了，新请的翻译最好是华人。如果是近十年过来的大陆人则更好，那样，你们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，能更好地沟通。”
    我说：“你想到非常周到。”
    我们聊完了，一起在等待着他们商量的结果。
    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两人都有些紧张。
    我的紧张是，他们觉得我要价过份，要与我讨价还价。我还真不是一个生意人。
    更担心的是，因我性格中含有某种冲动成分，是否会做出某种不恰当的举动来。比如，他们把价格压到四五百万，我会不会一气之下放弃治疗。
    因为他们前期可以花五千万，劳而无功，克鲁兹越治越差。而我要一千万，他们又觉得贵了的话，我甚至有理由怀疑，他们是装出积极为长兄治疗的姿态。实际上是拖延治疗时间，就等着克鲁兹离开这个世界。
    郑先生不说话，我估计他有些顾虑——生怕在这个时候，克氏家族节外生枝，让他一片好心付之东流。
    二十分钟过去，他们仍然没有出来。
    郑先生看了看手表。
    我也扫了一眼客厅那座立式摆钟。眼睛离开了摆钟，耳朵却在捕捉“卡嚓、卡嚓”的声音。
    这时，菲尔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她做着手势。我进房间给克鲁兹拔了火罐，回来坐下。
    克鲁克终于走了出来，邀请我们进去。
    在一间类似于书房的房间内，有一张大书桌，书桌上摆着一张已打印好的文件。桌前摆着两条高大的，类似于国内太师椅一样的座椅。
    克鲁克做了一个手势，示意请坐。
    我和郑先生坐在文件前。我猜测是一份合约，便用眼睛询问郑先生。他没有反应，而是在认真地阅读。
    克氏家族成员站在我们身后。
    郑先生屏心静气，一字一句地读完。
    然后侧头对我说：“文件的内容是按到你提供的三条标准起草的。你不懂英文，我解释一下，这个文件很简约，也没有治疗失败，追究你负责的附加条件。
    这在菲国已经相当宽松了。我以人格担保，你可以放心签署。他们是甲方，你是乙方。他们三人都签名，按上了蓝手印。你在右边签名，按印就行。”
    我完全相信郑先生，一笔一划地写下了“万山红”三字。
    郑先生提醒我，一式三份。
    我在三份文件上签下名字。
    他再提醒我，把身份证和护照交给菲尔。菲尔复印了之后，把它们贴在文件的最后一页上。然后交一份给我，一份给郑先生。
    郑先生提醒我，现在去客厅，将有个简单的仪式。
    我们一起步入客厅。桌上摆着两杯鸡尾酒。
    克鲁克端起酒杯，我也端起酒杯。
    他说了一句话，郑先生站在旁边翻译：祝我们合作愉快。
    双方把杯子一碰。一饮而尽。
    这种礼节对我来说怪怪的，这不是商业合作，而是治病。难道签订一人治病合约，也要喝酒庆祝？
    后来，我慢慢懂了这种契约文化，签约就是一种合作，不管合作的内容是什么。
    大家坐下，克鲁克朝着我说了一大串。郑先生告诉我：“为了方便我治疗，也为了感谢郑先生。他们已在马尼拉聘请了一名华人翻译来接替郑先生的工作。这名翻译，明天上午可到。”
    我点点头，表示知道了。
    合约终于签就。酒也喝了。我们郑先生离开克氏别墅。
    回到房间，郑先生说：“既然他们请了专门的翻译，那我明天上午与翻译见面后，就准备回宿雾。”
    我有些不舍，郑先生多好啊，我对我有所了解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能给我中肯的建议。他不是一个翻译，而是我在菲国的主心骨啊。
    于是，我试探着问道：“新翻译是个什么人？”
    他摇了摇头：“在这里不兴打听的，所以，我和你一样，目前一无所知。不过，我们之间可以多沟通。你随时都可打我的电话。我渴望克鲁兹好起来。”
    我有些动情地说：“我心里有些难过。”
    他说：“万先生，你要相信克鲁克是一个好人，他没有什么坏心思。这样吧，起居仍然由何云照顾你。在这里的一切，你大可放心。”
    郑先生也要休息。我起身送他。一直送了很远很远。
    说句内心话，就像小时候我娘去我外婆家一样，我望着她的背影，希望她尽早回来一样。我对郑先生的离去，也一样依依不舍。
    人，都有脆弱的时候。特别是在异国他乡。